工业革命一直被西方人盛赞,称赞其在技术层面将整个世界领进了现代社会,若是没有工业革命,今天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乐观主义者积极赞扬工业革命的贡献,悲观主义者则猛烈批评工业革命带来的弊端,这场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首先给英国人带去了痛苦,悲观主义者承认工业革命的成果,但认为在英国人享受工业革命成果之前,已经有很多英国人沦为穷人,经受工业革命带来的后遗症,有的人一贫如洗,有的人沦落街头。
诚然,技术乐观主义者和技术悲观主义者的理由都是正确的,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都产生了推动人类历史的积极作用,也损害了当时部分民众的利益,贫穷反而成了常规事件。
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产生了很多贫困者,这些人或蜗居在贫民窟里,或蜷缩在公园里,无家可归和无事可做成了这些人的典型特征,为力促社会的稳定,英国政府积极推动乡村援助贫困济助。
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产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而来的是从事不同职业的社会阶级发生了变化,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随之产生。
工业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中各项职业履行的主体,也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人口数量多,规模大,处于社会金字塔的底部。
简单地说,工业无产阶级是英国社会最努力的穷人阶层,他们积极进取却还是落了个贫困潦倒的局面。
资本家因享有大量资本而轻松投资,奴役无产阶级为其赚取财富,很快就实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积累”,于是资本家利用“资本积累”再次投资,以此实现“利滚利滚利滚利……”。
资本家的生活与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必然会招致无产者的反对,所以无产阶级与资本家的关系不断恶化。
资本家更因为无产阶级的反抗而决意压制工业无产阶级,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降低工资的同时,增加劳动时间,又或者增加工资的同时,全面增加物价,使物价的增长抵消甚至高于工资的增长。
门德尔逊在其著作《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一书中就列出了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生活费和工资指数。
根据表格,1799年至1818年间的英国工人工资严重低于生活费,当生活费需要137英镑时,实际工资却只有83英镑,生活费代表了物价,与物价上涨对应的是英国工人名义工资的上涨,这意味着英国国家已经意识到物价上涨的同时也要上涨工资,但在实际操作中,实际工资总是低于名义工资。
由此可见,当时的物价之高和工资之低。
工业革命时期,童工和妇女也被卷入了劳动力大军中,但童工和妇女仍然被歧视,主要表现在资本家给童工和妇女开列的工资很低。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资本主义绝不等于暴力地追求财富,“谋利、获取、赚钱、尽可能地赚钱,这类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
贪得无厌绝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等于资本主义精神。相反资本主义倒可以等同于节制,或至少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这种不合理的冲动。”
马克斯·韦伯的这番话在很多人眼中是在为资本主义做解释,因为他的这些理论无法解释西方自新航路开辟以来的对外扩张,也没有顾及到近代以来亚非拉国家所遭受到殖民痛苦,更没有体会到西方国内民众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所经受的痛苦。
罗伊斯顿·派克在《被遗忘的苦难》中记录了英国海明斯利铁环制造厂的突发事故,“1843年时,海明斯利铁环制造厂突发事故,因一堆铁环掉到一个男童头上致其当场死亡,……另外三个童工也受了伤。”
不仅童工和妇女成了最易受伤和工资最低的群体,她们还经常遭遇被抛弃的困境,一些妇女和孩子遭到丈夫的主动抛弃,因为丈夫的工资实在无法补贴家用;另一些人则遭到丈夫的被动抛弃,即丈夫在高强度的工作中丧生,只剩下孤儿寡母留存人间。不管是哪一种情景,妇女和孩子的生活都十分艰难。
马克思的《资本论》道出了资本家财富积累与贫穷者日益贫穷的同步性,“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工业无产阶级创造的财富最终都流入了资本家的腰包,那些直接创造财富的人却成了最贫穷的一个群体。英国首相迪斯累利也发现了这一点,他无奈地说:“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穷人和富人,他们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整个工业革命期间,除了贫困,人口增长也成了其主要特征之一,贫困和人口增长仿佛是一个悖论,然而,这一悖论恰恰存在于这一时代环境中。
人口增长的主要地区是城市,因为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和议会圈地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早已开始,只是在工业革命期间加快了涌入的步伐,最终造成了城市人口的爆炸性增长。
贫困和城市人口并行增长无疑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大量的贫困人口聚居在贫民窟中,贫民窟的环境十分恶劣,脏乱差是最恰当的描述。
显而易见,这样的环境一定会引发贫民窟的卫生问题,进而引发整个英国的卫生问题,1831年率先开始于英国桑德兰贫民窟的霍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卫生问题在贫民窟密集的地区成为首要问题。
旧的《济贫法》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的救济法案,这时英国还处于都铎王朝时期,世界历史也才刚刚走进17世纪初。伊丽莎白一世的《济贫法》规定了三类人的救助办法,并不是所有人都救济。
然而,这一法令在当时来看是比较合时宜的,因为在都铎王朝历代君主的治理下,英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出现工业革命期间那么大规模的贫困者,所以这一旧的《济贫法》显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新的《济贫法》是1834年颁布的,全称是“济贫法修正案”,显然是对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布的《济贫法》的修改,同时期还修改了斯品汉姆兰制。
新的《济贫法》要求纳税人上缴济贫税,济贫税主要由国家分配给穷人,济贫税在帮助穷人摆脱贫困的问题上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但毫无疑问是杯水车薪或“治标不治本”。
对于纳税人来说,缴纳税收的目的是让国家向自己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为了承担社会责任,因为一些富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惰或愚笨,而这些都与富人的成功无关,所以新《济贫法》以征收富人济贫税的方式帮助穷人无疑会加深两大群体之间的对立。
以实物为基础的土地救济英国政府除了要求富人直接缴纳税收,以及将穷人直接纳入济贫院以外,还采取以实物为基础的土地救济。
这一模式在实施效果上比济贫税更明显,土地救济是指为贫困劳工提供一块土地,让贫困劳工以土地为生,这是一种自我救赎的办法,不仅可以使贫困者自食其力,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还可以缓和富人与贫穷者之间的矛盾,因为济贫税的减少或废除。
那些经常吟唱美好诗篇的人,要么没有见过真正的黑暗,要么尝遍黑暗。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贫穷和落后成了最经常的事情,工业无产阶级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饱尝生活压力,他们也因此不断反抗,到法国巴黎公社时期达到高潮。
英国政府显然十分精明,在英国民众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之前,就已经颁布了相应的济贫法、社会救助法案、院内救助方案等,甚至还将社会救济外包给商人,但还是相应地产生了大量问题。
从漫长的历史来看,英国人在工业革命期间承受的贫穷和艰辛起到了为后人造福的作用,因为每一次时代变革造成的阵痛都必然会有人承受,工业革命亦是如此。
每一场变革,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变革都会有一些人负重前行,为同时代的其他人和后世承担压力。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社会救助是国家政府为减缓阵痛而开出的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