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淮阳太昊伏羲陵

淮阳太昊伏羲陵，又名太昊陵、伏羲陵，俗称人祖坟，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城北1.5公里。春秋时，这里已有陵墓，汉以前有祠。现存建筑始于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至明万历四年(1576）共八次重修，形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陵庙原占地875亩，分外城、内城、紫禁城三道“皇城”。全陵有三殿、两楼、两廊、两坊、一台、一坛、一亭、一祠、一堂、一园、七观、十六门。从渡善桥，经九龙照壁、午朝门、玉带桥、道仪门、先天门、御带路太极门、钟鼓楼、统天殿、显仁殿、寝殿、八卦台、陵垣门，贯穿在南北垂直的中轴线上，全长750米。如果把南北大门层层打开，可从南面第一道门直望紫禁城中太昊伏羲氏的巨大陵墓，号称“十门相照”。

为了突出太昊伏羲氏“大哉乾元，乃统天”的崇高地位，统天殿独用明黄色琉璃构件。龙凤大脊正中矗立着书有“太昊伏羲殿”的三节楼，装饰华贵而繁复，其他建筑则均以灰筒瓦覆顶。统天殿内伏羲圣像端坐于雕刻精美的丈八木龛之中。殿前月台可容千人同时跪拜。它与太极门及钟、鼓二楼，两侧曲尺长廊组成一个古老的典型四合院。这个中心大院中的平面布局与空间组合，主次分明，高下相盈，明暗辉映，有曲有直，有声有色，庄严肃穆，和谐得体。

太昊陵大型建筑群由明至今历经31次特大洪水淹没，5次大雷电轰击，11次5-7级（裂度为9）地震的严峻考验，在黄淮平原向无特殊屏障的情况下，中轴线上十门九进，178间殿堂基本保存完好，显示了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高超。

太昊陵始建于何时，现存明正德八年（1513）碑文中有一句话：“陵墓在此要去年岁极远。”据《陈州府志》记载：太昊陵在春秋时已有陵。《孔子家语》载：“孔子自卫之陈，陈侯起陵阳之台。”“陵阳之台”即在陵的南面建台。这与现在的伏羲陵在北、建筑群在南完全相符。

陈侯在陵阳修台迎孔子，说明太昊陵早于孔子来陈的时间。在山东曲阜孔庙三大殿之一的“圣迹殿”里，陈列着明代刻石《孔子圣迹图》，系统地反映了孔子降生后的事迹，其中有关于“陵阳罢役”的记载：“陈侯起陵阳台未毕，而死者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将杀之。孔子既见陈侯，与登而观之。侯曰：昔周作灵台亦杀人乎？对曰：文王与作民如子来，何戮之有？陈侯惭，遂释而罢与作。”是说，陈侯建陵阳台，还未完工就杀了几十人，又要杀监工的三个官吏。孔子与陈侯上台观看，陈侯问：“周朝建灵台也杀人了吧？”孔子说：“文王建灵台，老百姓像儿子给父亲干活似的争先恐后都来了，哪里还用着杀人呢？”陈侯很羞愧，就放了被抓的官吏，停止了工程。

关于羲陵的来历，在民间有不少的传说：

相传，现在伏羲陵处，原是一片空旷的平地，后来黄河决口，大水奔腾咆哮，浊浪排空，吞噬了无数的田园和村镇。当洪水涌到陈州时，人们发现漩涡里飘着一颗金光闪闪的人头，飘到蔡河之处沉了下来，刹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天昏地暗，一夜工夫，水便退了个干净。当时，人们对此事称奇，一直到蔡景公挖蔡河时，挖出一颗人头，金光闪闪，头上长角。人们都说，这是当时在黄水中飘的那颗人头，又都不认识，就请在陈国讲学的孔夫子辨认。孔子细察后说：人头龙身，这是太昊伏羲人祖爷的头骨呀！听了孔子的话，大家一起跪下给人祖磕头，在蔡河之阳为人祖爷修陵。人们说，这是人祖爷想家，特意回来看看。从此，人们在前往降香时，总要带来一兜乡土为人祖添坟，以至后来伏羲陵墓越来越大，成为一座小山丘。

远古时期，人对自然物所知甚少，逐渐产生了对自然和自然力的神秘感、依赖感和敬畏感，进而对它们顶礼膜拜，出现了天象崇拜、山川地石崇拜、火崇拜、动植物崇拜等。而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理解，则催生了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王小盾先生在《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中说：“在图腾信仰阶段，人类已经产生了最早的集团祖先的意识，但人们在确认祖先的时候，却把动物、植物和其他自然物当成了对象。这种情况是和原始人对自身力量的忽视相关的。后来，在漫长的生存活动中，人类的意识有了变化。他们逐步肯定了自己在自然界中的作用，在他们的信仰意识当中，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智慧、力量。这时侯，氏族组织逐渐严密，氏族首领也显示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类的神话中于是有了作为人的主角——英雄祖先。实际上，当亦兽亦人、半人半兽的变形物在为图腾信仰的主要对象的时候，人类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文化英雄时代或祖先信仰时代，就已经来临。”

在古代中国，祭祀祖先和打仗同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从文明的源头时期就形成的传统文化。有关资料表明，山顶洞人就已经有灵魂的观念。他们埋葬死人时，常以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兽牙等做随葬品，这些都表明他们具有灵魂观念。因为灵魂无形，能够接触的只是其象征——尸体，所以灵魂崇拜就主要表现在埋葬和祭祀的仪式上。从灵魂崇拜出发，进而发展到祖先崇拜。古人相信，祖先的灵魂对于血缘后代的作用是双重的，既可造福子孙，也可以降祸子孙。因此，为了祖先在另一个世界同样能生活，同时也为了祈求祖先的保佑，祭祀就成了一件重要的事。

西周代殷，标志着以周部族为首的各部族方国对于殷人的胜利。这时的新政权，既面临着各部族的民族大团结问题，又面临着巩固王族的统治即加强王族谱系权威的问题。于是，作为统一神的上帝和作为种族神的祖先，同时成为神权政治不可缺少的支柱，这就造就了上帝崇拜同祖先神崇拜的合一。周人根据古老的图腾意识，在上帝和祖先之间建立起一种血缘联系，氏族始祖传说中于是增加了上帝的形象；周人把祖先说成天之子，进而强调王承天命，由此建立起上帝即祖先神的一元化宗教，使各种古老神话都焕发出亲族团体的色彩，而氏族始祖神话则增加了上帝崇拜的内容。这样一来，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古神谱，有了太昊帝伏羲、黄帝、炎帝、帝少昊、帝颛顼这些兼具祖先神与上帝神两种性格的人神，也有了古神的历史化和祖先化，如禹、句龙等社神而转化成氏族神或帝王，共工、鲧等由河神水神而转化为氏族神和文化神。

从殷周开始，自然神向上帝和帝臣演化，图腾神纷纷向祖先神演化，这两种演化造成了始祖神和文化神的出现。祖先神是以亲族观念为基础而创造的神，文化神是以共同文化为基础而创造的神。据《周礼》载，殷王朝初期“先鬼而后礼”，殷朝统治者重视宗教胜过礼仪，说明殷室统治者的迷信程度超过了政治上的运用。殷末，天帝的权威逐渐动摇，祖先神首先获得了“帝”的称号，跻身于天帝之列，接着又成为按新的祭祀仪式——“周祭”隆重祭祀的对象。

在古代，对祖先神的崇拜又常常是以男女生殖崇拜为标志的。如“石祖”，即是代表生殖器的石头。“石祖”的出现，最早是同女阴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后来，石祖又作为男性生殖器的崇拜物而风靡一时，由此证明了“石”作为女阴和男根的象征，曾经充当了母系和父系两个历史阶段的生殖崇拜物。王小盾先生在《原始信仰和中国古神》中说：“在周朝以后的几千年间，中国人的男祖先和女祖先又称作‘祖’、‘妣’。但研究商代卜辞的人发现：在殷商时代，祖、妣经常是用作男名或女名的。为什么会这样呢？郭沫若考证出来的原因是：最初的祖、妣分别是对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的象形，它们的基本义是牡（公）、牝（母）；引申出来，便成为男或女的标志，并成为男祖先或女祖先的代称。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原始信仰中包藏的一个秘密：古人曾经把男女生殖器和男女祖先几乎看成是一回事。或者说：对男女祖先的崇拜，实际上来源于对男女生殖器的崇拜。”

在古代，男女祖先即氏族始祖，也即高谋，有“高禖者，人之先也”的说法。正因此，在伏羲女娲故事中，祖先崇拜和生殖崇拜是两个相互交织的主旋律。伏羲女娲故事中的葫芦和龟，便是生殖信仰和自然信仰在图腾信仰中的表现。葫芦即是两性合体的祖先，而龟属龙族。由此也说明了对伏羲女娲的祭祀实则是由祭祀高禖转变而来。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新旧绝续之交，在基本实行对偶婚一夫一妻制的同时，尚有多婚或群婚的残余形式。讲究“媒妁之言”的只是在贵族阶层。由于存在等级制度的不同，越是贵族阶层，防隔越严，主要是为了血族媾合，以维护宗法制度。从婚姻制度上来看，在《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了周代婚姻方面的礼制。据《仪礼•士昏礼》规定，男女婚姻必须遵守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尤其是亲迎之礼，所见更多。《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从“非我愆期，子无良媒”(《卫风•氓》),“娶妻如何？非媒不得”(《豳风•伐柯》）来看，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男女婚姻自由受到束缚，不过这种变化并不平衡和普遍，或因地域有异，或因民族而殊，各社会阶层不尽相同。然而，王公贵族中有上下辈之间隔平辈之间的乱伦事发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礼崩乐坏”深为痛惜的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开始自己的周游列国之举。憧憬“圣王之治”，提倡“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孔子，在陈国游历时，看到祭祀高禖的二月会原始乱配之风仍很大，认为有伤风化之举动，要对这种形式进行革新。但陈国是人祖伏羲的建都之地，对定夫妇、教人伦的圣帝伏羲的祭祀当然不能取消，于是孔子向陈王游说，把原来具有“野合”遗俗的二月会，改成人祖伏羲的祭祀地，使二月会变成朝祖进香的性质，掏子孙窑也成了人们祈祷生儿育女的愿望。

以祭祀圣帝伏羲取代祭祀高禖伏羲，是淮阳二月会得以保存的原因。历史上，比淮阳二月会有名的祭祀高禖之地，如“燕之祖”、“宋之桑林”、“楚之云梦”、“齐之社稷”等都已不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

汉以来伏羲陵庙的建设和伏羲陵庙的传说

太昊陵庙始建于何时，史书没有确切的记载。太昊陵内的碑碣中有“汉以前有祠”的记述，如果对中国的文明进程作一下历史的分析，就可以发现汉代创建伏羲陵庙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中，祖先崇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古文献和传说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祖先，如女性祖先女娲，男性祖先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黄帝、炎帝、颛顼、帝喾等。这些祖先能否成为民族始祖，则须以氏族祖先的文化贡献而界定。因为氏族祖先是以血缘观念为基础而创造的，而民族始祖则须兼有氏族祖先和文化始祖的双层特征。这意味着，只有当氏族分化和氏族联合造成许多部族拥有同一文化的时候，民族始祖才会出现。同时也说明，中华始祖是应民族大一统的需要而出现的。

伏羲从祖先神到神人的转变，既是西周初期周公“以德配天”君权神授的体现，也是伏羲氏道德力量的体现。《绎史》卷三引《帝王世纪》说：“燧人氏没，庖牺氏代之继天而王，首德于木，为百王先。”就是说，伏羲以木德而王天下，而木德是对道德属性的划分。著名的美国史学家、文学家、艺术鉴赏家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伏羲氏只不过是个神话人物。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和世界史上其他民族颂扬的民族英雄的道德品质大不相同。他不但不杀他的邻居，反而使他们从无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伏羲是先贤中道德的楷模。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变革时代，因而也是民族大迁徙、大纷争、大融合的伟大时代。即将形成的大一统格局，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确立孕育了呼之欲出的土壤。春秋战国时，伏羲在帝王谱中便首列第一，孔子曰：“德合天地者，称帝太昊氏，又帝之始也。”最先实现一统天下的秦始皇，许多雄心勃勃的计划还没付之实施，秦朝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

秦汉之际，刘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王朝。

在刘邦时代，民间还有上古龙图腾崇拜的残余影响，还有乘龙可以上下于天的神秘传说，以及周代礼制以龙象征王权的政治神学观念的存在。刘邦的老家沛县（今属江苏）曾是古代苗族活动的地方，那里也盛传伏羲女娲的神话。刘邦首先替自己编了个出生的神话。《史记•高祖本纪》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汉高祖刘邦把自己渲染成是龙所生，把人们的思想带回到几千年以前的原始图腾崇拜时期，所以他编造的故事很能迷惑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下凡的戏演得更像，刘邦在一次以亭长的身份押解县里的犯人到骊山去服劳役时，又借斩了路中一条蛇，与人串通编造了一个赤帝子杀白帝子的神话。白帝，就是秦的祖先少皞。白帝的儿子，当然就是秦始皇了。这故事编得神乎其神，有地点，有人物，有情节，还很有点反秦的政治色彩。刘邦不仅神化了自己，还为推翻暴秦作了舆论准备。因古代有“云从龙”的说法，刘邦的贤内助吕雉也帮着宣扬说，刘邦到野外山泽间去，要找到他很容易，因为他所在之处上面常有云气，以此证明刘邦的不平凡。

刘邦登上王位后，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接受暴秦的教训，做的头等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借助思想的力量，为其地位的合法性找到充分的理由，以证明其汉朝王室在血缘上的正统性。他把中国人的宗祖观念，作为联结各阶层、各地域、形成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纽带，这正是刘邦的高明之处。靠着这种渗透民心的思想力量，汉代取得了空前的兴盛，奠定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大一统文明模式。

因此，我们看到“三皇五帝”这个帝系谱也是汉代才得以形成的。在《汉书•古今人物表》中，太昊伏羲氏被列为“上上圣人”，位居古今人物之首，足见其地位之高。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总观上揭所有的人首蛇身的图像与文字记载，考其年代，大致上起战国末叶，下至魏晋之间。这是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因为那也正是古帝王的伏羲女娲传说在史乘中最活跃的时期。最初提到伏羲或伏羲氏的典籍是《易经》(《系辞下传》),《管子》(《封禅篇》,《轻重戊篇》),《庄子》(《人间世篇》,《大宗师篇》,《怯箧篇》,《缮性篇》、《田子方篇》),《尸子》(《君治篇》，又《北堂书钞》一书三引佚文）,《荀子》(《成相篇》),《楚辞》(《大招》),《战国策》(《赵策二》)。女娲则始见于《楚辞》(《天问》）和《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二人名字并见，则始于《淮子》(《览冥篇》)。他们在同书里又被称为二神（《精神篇》)，或二皇（《原道篇》、《缪称篇》)。不久，在纬书中《尚书中侯》、《春秋元命苞》及《运斗枢》，我们便开始看见他们被列为三皇中之首二皇。大概从西汉末到东汉末是伏羲女娲在史乘上最煊赫的时期。”

现在再回到太昊陵祠的建设上。汉代蔡邕在《独断》一书中说：“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也就是说，古人没有墓祭的习惯，在陵前建陵寝、陵庙，是从秦始皇才开始的。而举行陵前朝拜祭祀之礼，是从东汉明帝开始的。但早在西汉元帝、成帝时代，祖宗以外，由国家修建的祠庙就达八百余所。王莽时代，祠庙最多时达1700所。因此，作为三皇之首的太昊伏羲氏陵墓的陵祠始建于汉是毫无疑问的。

在古代，不论太庙、宗庙，还是家庙，都称为“祠”、“祠堂”。“祠”与“庙”在意义上是相同的。所谓祠，《说文》说：“祠，春祭日祠。品物少，多支词也。从示，司声。仲春之月，祠不用牺牲，用圭璧及皮带。”

《尔雅•释诂下》说：“祠，同祭也。”

丁宏伟在《中国古代的祠堂建筑》中考证说：“‘祠堂’这一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但当时的祠堂均为建于墓所的墓祠，自南宋朱熹著《家礼》，立祠堂之制，始称家庙为祠堂。”从“祠堂”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来看，与太昊伏羲陵“汉有祠”的记载是相符的。

陵祠始建于汉代何时，无可考，但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都曾光顾过淮阳却是史实。历史上有名的“固陵之战”、刘邦月下缉韩信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九月，光武帝刘秀巡淮阳”也分明印在《淮阳县志•大事记》上。淮阳历史上，仅汉代封的淮阳王就达16人，足见汉王室对淮阳的重视。

太昊陵在春秋前就祭祀伏羲女娲，但那时是对高禖、“春皇”、“春神”、青帝的祭祀。到了汉代，礼仪思想和礼仪行为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由商周时期“神人疏远”的被动惧神，转变为汉代的“神人接近”而主动悦神；由“礼不下庶人”转变为“礼下庶人”；祭礼的重点也由庙堂转向墓葬，即王充所说的“古礼庙祭，今俗墓祀”。……祭献可以使人取悦于神，神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阴森可怕，而是和蔼可亲。这一转变，使对伏羲的祭祀也完成了由“人神”到“人祖”的转变。

自汉唐以来，由陵前建祠到禁民刍牧，历代王朝对祭祀伏羲的程序不断完善，到宋时确立了陈州伏羲陵是伏羲的专祀地，派钦差致祭，官方对昊伏羲氏的祭祀日益隆重，陵与庙祀，日见崇隆并有御祭。元朝时，由于历经兵燹水患，祀事不修，庙貌渐毁，至元末已荡然无存，宋以前仅留下一块墓碑。《淮阳县志》上说：碑文为“太昊伏羲氏之陵”，但最后一字“似陵又似陇”，又说“相传此碑为苏文忠女弟巾书或以为苏长公书””。还有人说是魏晋人所书。不过关于苏东坡女弟苏小妹巾书传说较广。相传，宋神宗年间，重修陵庙，工将竣，欲于陵墓前建一丰碑，以壮观瞻。北宋的文学家苏辙在陈州任教谕时，其兄苏东坡因遭、贬，经常来陈州与苏辙在一起吟诗赋词，人们慕苏轼的大名，便派人前往，请他题写“太昊伏羲氏之陵”的碑文。纸墨字条送到苏署时，适值东坡出城游玩未归，其女弟苏小妹偕女仆同到书室，见桌上墨纸齐全，书兴大发，因无大笔，就用她的汗巾，一气把“太昊伏羲氏之陵”七个大字写完。东坡回来见了，喜出望外，认为苍老古劲，可传千古。求者来取，东坡即付之。此外还有传为“太昊伏羲氏之莫”的。说苏东坡游玩回来，见苏小妹前面六字写得苍劲有力，却把“墓”错写成“莫”，甚为惋惜，苏小妹在一旁则只笑不语。苏东坡望着小妹的得意之情，忽然醒悟，连连称赞：“妙，妙。”原来，苏小妹是以大地为土的。

朱元璋和陈州太昊伏羲陵庙

朱元璋与太昊伏羲陵庙一直是个令人感到神秘莫测的话题。在明代太昊陵重修碑文里，有“我太祖高皇帝开国初年，驻跸于兹，制文致奠”的记载，在太昊伏羲陵的寝殿里，至今还有洪武四年朱元璋的御祭碑。朱元璋首开了皇帝亲临致祭人祖伏羲的先河，他的空前厚祀，使历经宋金元战火的太昊陵有了历史上空前的大建设，形成今日巍然壮观宏大的建筑格局。

还是从朱元璋的发迹与建国说起吧。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同刘邦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两人都是以平民的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二，两人都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完成改朝换代的；三，两人做了皇帝后，都有杀功臣的举措。与刘邦不同的是，如果说刘邦是靠着龙的感生神话取得了成功，朱元璋的成功却得益于一生依靠佛道两教的政治作用。

朱元璋的祖籍是江苏沛县（刘邦也是沛县人），几经迁徙，到他父亲朱五四时迁到濠州（今安徽凤阳），靠耕地主的田过日子，朱元璋只念了几个月私塾，便给地主家放牛。因此，与刘邦相比，朱元璋出身更为贫寒，从小在逃灾荒、避饥寒的艰苦岁月里长大。1344年，淮北大旱，接着是蝗灾和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在半月内相继病死。17岁的朱元璋无家可依，便附身佛门，进了皇觉寺（原叫于皇寺）做了和尚。由于天灾，和尚的日子也不好过，同样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他进寺五十天后，师傅便要他去云游化缘。他宿山野，寄寺庙，受近了风霜之苦，走遍了淮西一带的名都大邑，熟知了这片地区的河流、山脉、地理，尤其是这地区的人情、物产、风俗。

正是在这几年时间里，生活在下层社会的朱元璋，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游方和尚彭莹玉秘密传布的明教组织，成为智力和体力都已成熟的行童。彭莹玉的明教是多元的组合，且有外来的成分。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奉的神是弥勒佛和明王，诵读的主要经典有弥勒下生经、二宗三际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明教的来源可上溯到唐代。原来叫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216年～277年）所创。这个教是个大杂烩，搀合了基督教、袄教、佛教而成为一个新宗教。明教的神叫明使，也叫明尊，明王。明教和弥勒教都不满现状，主张改变现状，相信不久以后会有而且必然有更好或最好的世界出现。这幻想的世界有一个显明的标记，就是“明王”或“弥勒佛”出世。这样明王或弥勒佛出世就成为煽动农民参加武装革命最通俗、最简明的口号了。

陈州伏羲陵正是明教活动的一个重要阵地。早在五代时期，陈州就是明教徒起义的根据地。公元920年秋，淮阳人母乙、董乙，利用明教组织群众，宣称其法为上乘，号上乘宗，率众攻乡夺寨，打富济贫，屡破后梁兵，势力遍及陈、颍、蔡三州，被推为天子。400多年后的1337年，陈州人棒胡（闰儿）又宣称弥勒佛要来治天下了，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信阳武装起义，打下了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因此，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朱元璋这几年内所到的地方，息州、陈州、信阳和淮西，前三个是弥勒佛教徒起义的场所，淮西流域则是彭莹玉秘密传教的地方。”可想而知，陈州伏羲陵曾是朱元璋云游时避难并进一步夺取政权的一个重要活动场地。

朱元璋是明教徒，他的成功，靠的是明教的力量。正因为他曾崇奉弥勒佛，从明教所标榜的“明王出世”和“弥勒降生”的预言中，得到机会，成为新兴的统治者，所以，他深深明白这类组织的力量。建立朱家皇朝的朱元璋，给他的皇朝起的名号是大明。大明的意义出于明教。这一朝代称号的决定，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

朱元璋称帝时，疆域大体上只占据了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和江西、安徽、浙江，疆域还很小，他是经过20年的南征北伐后，才完成一统中国的大业的。洪武元年正月前后的三个月，朱元璋才平定了山东，三月份又派大将徐达收取陈州。五月份朱元璋从都城南京到达汴梁开封，大会诸将，重新研究战局和决定下一步骤南征北战的战略。在路过陈州时，他暂时停留驻下，到太昊伏羲陵拜谒人祖，自然会有一番祈祷和许诺，这些也为后来的大修人祖陵庙埋下了伏笔。陈人在城北蔡河之滨朱元璋停留的地方，建有驻跸亭。

至今，在淮阳境内还留传着不少关于朱元璋的传说，有真龙天子的朱元璋是要饭花子的传说；有他做和尚时，曾寄居太昊陵的传说；有朱元璋起兵凤阳，举起反元大旗以前，曾到人祖伏羲庙前祈祷的传说；还有他起兵凤阳失利，藏匿于陈州做泥泥狗的传说；以及他被元兵追杀，曾病困于太昊陵的传说。其中，朱元璋困于太昊陵的传说，广为人知。相传，元末，元兵追杀朱元璋，到陈州时，朱元璋身患重病，再跑不动了，眼看被元兵所擒，一位法师从庙里出来，把他背到庙中，藏到伏羲像后，诳走官兵，法师又用朱医科——飞针疗法给他看病，配以草药。病愈后，朱元璋向老法师发誓：“今后不得地，一笔勾销不提，如果以后得了地，给人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我住什么修什么。”并夸奖为他看病的法师说：“你们的朱医科真是看病不用药，以后要流传万代，为国为民行医治病。”后朱元璋立业三年，他把此事忘了，又害老病，医治无效，同军师刘伯温回忆起当年怎么治好病时，刘伯温说：“你欠人祖伏羲爷的账该还了吧！”朱元璋方恍然大悟，派开国元勋、国公徐达前往临工修建，修成面积875亩的大寺院。又封官祭的礼仪是“三跪九叩”。祭品是供果火烛，香案。为给寺院以地位、声望，又加封黑红棍，如有官民不公者，可用此棍伺候。

无论历史记载还是传说，都说明一个问题，太昊伏羲陵曾是朱元璋的一个重要活动场地，他不但对陈州风土民情有着相当的了解，而且在逃难与平定天下时与太昊伏羲陵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年）去汴梁的路上，直奔太昊伏羲陵拜谒祭祀人祖，到洪武四年，朱元璋定陈州伏羲陵为全国祭祀伏羲的专祀地，其他祭祀地一律都取消的史实，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明清以来太昊伏羲陵庙的建设

明太祖朱元璋对“陈州太昊伏羲陵”的厚爱，使明代以来的太昊伏羲陵有了空前的壮观局面。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陈州知州张志道认为，太昊伏羲陵没有规模宏大的殿宇，陵庙与伏羲被尊崇为中华始祖、帝王位列第一的称号不相符合，便奏请朝廷，除去原来简陋的祠堂，扩大太昊伏羲陵庙的规模。英宗诏修太昊陵，建寝殿、廊、庑、戟门、厨库、宰牺房等，在四周建有陵园墙，修皇家花园，栽上了一些名木花草。

明天顺六年（1462年)，陈州知州万宣、李鼒等在明英宗年间修建的基础上，又加修葺，对“朽腐者易以新之，黝暗者涂而莹之”，撤去陵庙后面原来的碑亭，作堂三间（后殿），立御碑亭、钟鼓楼，又别建三清观，设住持管理太昊伏羲陵庙的上香清扫事宜。

明成化六年（1470年)，陈州知州戴昕看到陵庙“栋宇颓圮，钟鼓朽败，器物残缺”，又进行了全面补修，重塑庄严肃穆的伏羲帝像，增高钟鼓楼，彩绘殿宇，“未几，百度惟新，庙貌改观，过者称赞，瞻者起敬”。成化十二年（1476年)，监生郑鄂又奏准重修太昊陵。

嘉靖庚申夏五月，巡台孙月岩到陈州视察，见陵寝损坏，愀然长叹，知州伍应召在慌恐中接受了命令，殚心竭虑地对陵庙进行整修。从第一年的秋天开始，到第二年的春天完工，较以前有了大大的改观。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御史吴疏山奉天子命代狩河南，到陈州拜谒伏羲陵，主持对太昊陵进行了全面整修。他将陵庙旁边的闲地按亩核算过来，以供岁时清扫。看到御碑亭规模小，又逼近陵冢，不够崇敬。乃筑冢使其圆而高，象征天，四周砌以台方而厚，象征地，在陵前远数丈的地方筑高台券门，台上建御碑亭，更进一步表达太祖的崇重之意。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又进行了修葺。

明万历四年（1576年)，督学副使衷贞吉奏留输帑币三千金，大修太昊陵，至此才有了今天太昊陵庙的格局。内外城垣，规模宏大，殿宇巍峨，金碧辉煌。南临蔡河之滨，曰棂星门（即午朝门），午朝门前建有九龙照壁，两侧有东西石牌坊，左曰继天立极，右曰开物成务。次券门三曰道仪门，次曰先天门，其内曰戟门（即太极门），门内两侧有钟鼓楼。楼北正殿五间，雕墙黄瓦，称为帝居。后殿规模颇同前。其后砖甃高台上，建翚阁，下为券门，匾曰太始门，阁贮御祭碑。门后有陵，陵前树碑，阴刻“太昊伏羲氏之陵”。陵下筑方台，台前砌砖垣，垣南辟三门，左右植蓍草，垣内外植松柏。后殿垣外，左有真武观，真武观前有更衣亭五间，亭左右有厢，前有门。亭西岳忠武祠，俗称岳飞观。右有三清殿，殿前有宰牲房五间，亭左右有厢，前亦有门。这些都在内、外城之间。陵地3顷50亩，南北450步，东西207步。

自明天启六年（1626)，陈道唐、知州林一柱捐金重修后，连雨倾圮。

清顺治十五至十七年（1658年~1660年)，知州王宏仁、王士麟分别捐百金，设簿劝捐二百金，委吏目陈可久依次修葺。康熙七年（1668年)，陈州知州主持对太昊陵进行了整修。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知州王清彦主持对陵庙进行了整修，在陵园内再植松柏，设祭器。康熙三十二年，知州张哲主持修外城，砌以城垣，高9丈，600丈，雉堞崇峙。乾隆十五年（1745年)，奉旨发帑八千两，知府崔应阶督，知县冯奕宿承修，规模壮丽，金碧辉煌，内外城垣巩固，莫不焕然丕新。光绪三十三年（1907)，知县左辅重修。宣统元年2月（1909)，太昊陵钟楼、东廊被火烧，随后，知州叶铸主持重修了钟鼓楼及东廊房。

民国年间，淮阳连年战乱，伏羲庙也派作公用。民国二十三年（1934)，太昊陵内辟地56亩建农场，并设农林实验小学，于1937年停办。民国二十七年（1938)，淮阳被侵华日军占领，太昊陵不断有驻防军队进驻。太昊陵庙里的法师多次掩护八路军、解放军，相传曾用飞针疗法为受伤的八路军治病。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对伏羲陵历有修葺。1949年成立了羲陵保管委员会。1953年，在破除封建迷信活动中，淮阳专署接管了太昊陵，在太昊陵建苗圃，将陵内道士20余人遣散，返家耕田，道教活动停止。河南省拨款2千万元（旧币）翻新午朝门，补修了九龙照壁。同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发了关于“调查淮阳县太昊陵破坏情况”的文件，省文化厅、中共淮阳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县政府监察委员会、县文教科、县文化馆组成调查组，对太昊陵的保护与破坏作了全面调查，并对建国后破坏太昊陵的有关人员进行了处理。

1957年，淮阳县人民政府在玉带路以南，内、外城墙之间建淮阳人民公园（即松柏造型公园），园内植各种松柏造型200多种。1961年，淮阳县拨款3000元修葺蓍草园。1962年12月，河南省拨款3200元，县筹900元修葺统天殿和显仁殿西檐，疏浚玉带河。1963年8月，河南省将太昊伏羲陵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河南省拨专款4700元维修统天殿东檐、显仁殿东檐，油漆并修补立柱。

1965年8月，淮阳育红师范（淮阳师范学校）、淮阳中学部分教师、学生到太昊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掉统天殿的伏羲及配享朱襄、昊英三泥塑像，龙凤大脊兽头，以及显仁殿的伏羲等泥塑七尊，转厢楼的伏羲泥塑一尊，岳飞观前的秦桧等五铁像也不知去向。

1968年5月，淮阳县革命委员会在太昊伏羲陵庙内主办了“毛泽东同志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展览馆”，日接待群众万余人次。该馆于1977年停办。1977年，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胡立教视察太昊陵，看到太昊陵被破坏的惨状后，当即拨款5万元，由王守德主持维修统天殿、显仁殿和太极门。1978年10月，淮阳县文化馆迁入太昊陵陵园内，1982年迁出。

1980年，淮阳县太昊陵文物保管所迁入太昊陵庙内。1984年，建太昊陵派出所，此后太昊陵的维修步入正轨。1984年，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杰视察太昊陵，提议恢复太昊陵伏羲像，并拨款20万元。同年11月，由淮阳县委书记田有申倡导，成立以县长郭志岭、副书记吕全来为首的太昊陵社会赞助委员会，委员会由33人组成。至1991年底，在近7年的时间里共集资百余万元（省、地拨款），先后重修东天门、西天门、东华门墙、午朝门踏跺及其八字墙、岳飞观正殿和卷棚、陵墙五段；重建渡善桥，东、西廊房42间，统天殿中的神龛和伏羲像，内城西墙南段；铺设太极门以北至统天殿及月台地平、八卦坛，新建岳飞观碑廊：复原岳飞观中的岳飞塑像、壁画、楹联、五铁跪像。

1985年，淮阳县太昊陵文物保管所与淮阳县人民公园并入淮阳县博物馆。1989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陵区保护范围，东至北关学校以西，西至106国道以东，南至后孙庄护村沟，面积35.2万平方米（合528亩）。沿保护范围线设有”太昊陵界碑”10个。

1990年7月19日至1991年2月31日，国家文物局及河南省文物部门拨专项资金40余万元落架翻修显仁殿。1992年元月，淮阳县人民政府拨款3万元，由河南省古建研究所承包油漆彩绘了午朝门、先天门。1992年6月8日，原河南省省长李长春视察太昊陵，拨款120万元用于太昊陵维修。8月，由淮阳县人大主任、县委副书记张继成牵头，文化局副局长雷中俊、博物馆甘永廷主持，河南省古建所、山西省太原市园林古建公司及淮阳县建筑公司等负责施工，至1993年1月5日，先后完成了对显仁殿的油漆彩画，太极门、仰观门、俯察门、道仪门的落架翻修，三才门、五行门和内城东墙南段、西墙北段的修复以及太极门以北路面硬化等施工任务。

1994年~1996年，由淮阳县委宣传部、淮阳县文化局牵头，淮阳县博物馆馆长史磊主持，先后铺设午朝门至陵墓主甬道，修复了玉带桥，制作了100块楹联匾额。并自筹资金50万元修复太昊伏羲陵墓，历时一年，于1996年3月完成了主体工程伏羲陵墓的整修。1996年，太昊伏羲陵庙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7年6月27日，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视察太昊陵，对太昊陵拨专项资金120万元用于统天殿维修。该工程由时任淮阳县文化局副局长兼淮阳县博物馆馆长董炳正、淮阳县博物馆党支部书记李乃庆主持，按照古建整修”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统天殿的整修工程，用原建筑的尺寸标准、工艺技术进行选材、制作、施工，仅在个别地方稍作修改，如在月台和大殿四周增设了青石栏杆，将大殿内原来木板上彩绘的“伏羲圣迹图”换成青石浮雕等。工程共用落叶松近200方、山东青石150余方，从1998年9月17日动工到竣工历时133天。整修后的统天殿金碧辉煌，重现了昔日的风采。

2001年4月，河南省政府拨专项资金200万元，淮阳县自筹资金60万元，由淮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征等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主持，对太昊陵进行全面整修，整修了钟鼓二楼、紫禁城、蓍草园等，改造了太昊陵松柏造型公园，新建高标准水冲式厕所两座，用青石铺设甬道12条，铸造陵前和统天殿前大型香炉4个，增设了景点景物中英文对照简介牌25个，恢复了晨钟暮鼓，增加了防护栏和青石栏杆。太昊陵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游人寻根问祖、观光旅游，成为河南省的一大名胜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