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故居（胡志明的祖居地）
公路直通金莲乡董筹村。村北是一个可停几十辆车的停车场。中午时光，车场空寂，出租车仅有我们乘坐的那辆。南边为纪念品售卖商店，店内没有顾客，售货员大多坐着或躺在柜台内铺设的凉席及躺椅上睡觉。纪念品大多是以胡志明为标志的镜像、雕塑、刺绣，也有不少商品是关于武元甲的，这位曾被外人诩为“越南的拿破仑”的人物，在越南仍是一个传奇人物。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挂像，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则无。
南坛金莲乡胡志明故居
沿着村道，进入小巷，行上百米便见到胡志明故居。整个区域长约200米，宽约100米，为恢复展示区。上有两座民居群落，其中一个是胡志明的家。胡志明原名阮生宫，其父阮生色（也有译作阮生辉的）。因为阮生色的父母早逝，从小帮哥哥割草喂牛，尽管生活艰难，仍用功读书，受到村里人夸奖。邻居黄春堂可怜阮生色年幼父母双亡，喜欢他勤劳好学，便将阮生色招赘入婿，把长女黄氏鸾嫁给他，还在院子一角修建一座三开间房子给他们居住。现在所看到的房子，便是在原址重建：有堂屋一座，三开间；在堂房东侧有两排厢房，一为灶房，一为织布作坊。皆稻草铺顶，苇席、木板作墙，屋以隼铆结构的木头为梁柱。
胡志明1890年5月19日生于此堂屋中。阮生色1894年参加义安乡试考中举人，后去京城顺化边谋生边读书，准备会考，但两次皆不中。后曾当过阮朝的知县，仅数月又被撤职。胡志明读过私塾和越法小学，学过汉字和法文。1910年胡志明以小厨的身份乘海轮赴法国，开始了边打工边求学的历程。
胡志明故居为草檐泥墙
隔一条小道，与胡志明家的“草庐”相对应的就是胡志明的外祖父家的住所，也是三开间的堂屋和三开间的厢房，仍为“草庐”结构。屋内摆满农具等物，一看就是个殷实人家。引起我们极大兴趣的是其屋内也摆置龛台、案几和八仙桌，摆设完全与中国两广一带相同。中国在戊戌变法后不久就废除了科考，而越南则坚持到1919年，由法国殖民政府出面宣布废除。胡父阮生色在1909年还以副榜进士的身份参加平定府的科举监考，可见越南受中华文化影响之深。
胡志明外祖父故居
胡志明是越南党、军队和国家的缔造者和耕耘者，这在越南以至世界都是有口皆碑，世所公认的。
胡志明于1919年就加入了法国社会党，是法国左翼革命党殖民地代表中的著名人物，后又很快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在一战后巴黎和会上，以阮爱国为名，代表越南爱国人士亲自到凡尔赛宫向会议递交要求书，分别用越南国语和汉语写成《安南人民请愿书》这一著名文书。法国共产党把阮爱国视为该党的创始人之一。在法期间胡志明曾与中国共产党的著名人物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邓小平等结下深厚友谊，后去苏联，在由共产国际主办的东方大学读书，担任过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和农民国际主席团委员。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来到当时的中国革命中心广州，化名李瑞，名义上是苏联顾问处的秘书和翻译，并于1925年6月创办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在越南青年中宣扬民主革命和共产主义学说。当时同志会学习班就位于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隔壁，学习班与讲习所常常同堂授课，每日搭伙同食。
1930年2月3日，胡志明在中国香港将越南三个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聚合为一个组织，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后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并通过了他起草的简要政纲、策略、章程和计划。
胡志明外祖父故居内摆设
胡志明外祖父故居内摆设
抗日战争时期，胡志明辗转于中国的乌鲁木齐、延安、湖南、广西、云南等地，关注和指导越南的国内革命运动。1941年初，经广西靖西的南光村回到越南高平省的北坡村。
在北坡这个著名的地方，他主持召开了印支共中央第八次会议，创办了越南独立同盟阵线，简称“越盟”，提出“驱逐法日，争取印支独立”的口号。1942年8月，在赴中国重庆的途中，在广西德宝被捕，在直至1943年9月的13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写下了著名诗篇“狱中日记”，反映了作为革命家的胡志明的顽强意志和高尚情操。经周恩来、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营救，胡志明得以出狱，并于次年又回到高平北坡。
在越盟的领导下，分别于1941年2月成立了北山游击队，于1944年12月22日成立了越南解放军宣传队，到1944年底越南的抗日武装已在越南北部的高平、谅山、宣光等7个省建立了根据地。解放军宣传队的成立日，后来成为越南人民军的建军纪念日。武元甲是越南解放军宣传队的负责人。
胡志明外祖父故居内龛台
1945年5月以后，胡志明果断地将越共中央从中越边境的北坡地区迁往越南北部宣光省，在北圻6个省建立了有100万人口的解放区，击退日军对解放区的侵犯，使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8月13日成立了“全国起义委员会”，并发布了起义的第一号令，短短十几天，总起义在越南全国铺开并取得胜利，胡志明被选为临时政府主席，保大皇帝宣布退位。
八月革命成功了。胡志明抱病回到河内，并于9月2日在巴亭广场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宣读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后越南全国进入了第二次抗法斗争时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次年1月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与越新政权建交的国家。与此同时，正在苏联的毛泽东电召周恩来陪同胡志明到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承认和接见，使新生的越南在国际上站住了脚，有了一席之地。
胡志明长期颠沛流离，负荷操劳，终于在1969年7月病倒，越共中央急电北京，周恩来总理亲派医疗组把他接到中国广州，并始终关注对他的治疗。
我的同学张旭英的父亲张孝是医疗组组长，参加了治疗的全过程。他说他父亲事后讲，周总理当时几乎每天都有电话打来，询问治疗过程中的所有细节。
周总理在留法期间就认识了胡志明，后在莫斯科、广州，两人又共同战斗，肝胆相照，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广州治疗期间，周总理对胡志明关怀之深切，照料之细微是难以言表的。后来苏联也派了医疗组。但因病势过重，终难以挽其天寿于广州，令人扼腕叹息。
胡志明之逝世，对于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而言是一个重大损失。
胡志明汉学深厚，可熟练地讲普通话和广东方言白话，汉字作文通俗流畅，很有文采，许多重要文章皆以汉语写就，尤工于诗词，留下汉诗汉词数百首，书法也精。对中越两个民族的关系评价很高，多有文论，“华越民族同文同种，和睦亲善，历两千余年”的结论至今振聋发聩。
经查史料方知，胡志明对中国了解甚深，对中国人民的感谢之情真挚深厚，从1924年至1944年二十年间，他就在中国或中越边境地区生活、战斗约十年之久，特别是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至越南八月革命的五年时间里，除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些时间外，基本上都是腾挪奔波于中越两国交界处，广西靖西、龙州、那坡上百汉壮民众为掩护胡志明等革命者牺牲了性命，为越南党和军队在越北山区建立巩固的“解放区”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胡志明曾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三次邀请当时掩护他们的广西民众到主席府做客。胡志明还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宽厚仁义，有长者风范，很少采取过激手段。如1953年后越南北方效仿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中国根据1950年中苏越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时决定要中国对越南革命多负点责任的精神，派出罗贵波、乔晓光等人协助越共中央指导土改运动。土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主要内容是总结土改工作的越党二届十次会议上，总书记长征的报告一个多月了也通不过，一些人抓住土改中出现的一些偏差问题不放，最后胡志明出面讲话，说自己作为党的主席对土改工作督促检查做得不够，进行了自我批评，并说要纠正土改中的偏差。
会议免去了长征的总书记职务，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职务（越共不设政治局常委），之后长征长期担任越南国会主席。这一举动给中越两党关系上留下了一些阴影，但未伤筋骨，为今后长征复出留下转寰的余地。
1986年越南在黎笋逝世后，长征重新主持越共工作，后推举有改革精神的阮文灵担任越共总书记，1990年实现了两党领导人的“成都会晤”，初步实现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我曾采访过前越共领导的后人、五十年代我驻越大使馆工作人员及研究越法战争的学者，他们皆异口同声地称赞胡志明在越南独立战争中的卓越才能和历史功勋。
先说边境战役。
1950年越南的抗法斗争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胡志明从谏如流，两次致电毛泽东，专门请求要他的老朋友陈赓赴越指挥作战。陈赓7月7日由昆明启程，步行至越南太原省胡志明在密林深处的驻地。原越方决定边境战役主要在东北边境进行，即集中主力攻占高平。陈赓经过调查和深思后感到，当前的基本形势是敌强我弱，法军兵力充足，装备精良，善于固守，有飞机和空降部队支援，何况高平的地形三面环水，背靠大山，对进攻不利。而越军除308师和2个独立团在中国进行过整训外，大多是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缺乏攻坚战和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陈赓提出“围困高平，运动中歼敌”的战役原则，决定在敌高平至谅山“一字长蛇阵”中间，首战靠中越边境近的东溪，诱敌打援，再相机歼敌。胡志明果断拍板同意了陈赓的作战计划。
在部署战役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陈赓作了4个多小时的精彩发言，“有的同志提出我们的主力部队数量有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手中的本钱不多，所以更不应该一开始就和敌人打硬仗，拼消耗。打高平，能不能打另当别论，如果把老本拼光了，敌人一旦反扑，我们拿什么应敌？整个战役就会变得虎头蛇尾，这是兵家之大忌”。“只有真正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才能迫使敌人知难而退。所以我们准备连打几仗，积小胜为大胜，不断地削弱敌人，直至最后战胜敌人”。“形势要求我们非连续作战不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强的也就变弱了”。
胡志明时刻关注战场情况，在发起进攻时机、攻入东溪即使白天也不撤兵进行连续攻击、围歼谅山援敌、追歼高平撤军和七溪撤军等问题上，都拍板支持陈赓的意见。特别是围歼谅山援军勒巴热兵团、防止其与从高平撤下来的沙格东兵团会合的关键时刻，胡志明亲自干预战役指挥，立即命令集中越308师和209团（越军主力）对勒巴热实施总攻，并要求全体官兵“不惜任何牺牲，坚决歼灭敌人”。
战役果然如陈赓所预料的那样，打下东溪后，谅山勒巴热兵团来援，在谷杜山区被困，又吸引高平守敌倾巢而出援之，越军在谷杜山区发起总攻，吃掉勒巴热兵团后，又连续攻击，仅一天就全歼谅山来援的沙格东兵团，后追歼由七溪北援的那本兵团的部分兵力。整个战役共歼灭法军8000多人，将法军势力范围推回到红河三角洲的平原地区。
1950年，陈赓与胡志明在越北边界前线研究作战计划。胡志明在此照片背面题词：“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万里之外。”摘自《陈赓传》
一位研究越南史的专家告诉我，长期以来，越南一方对边境战役的意义评价低了，很少宣传这个战役的重大历史作用。确实，我们应当从更宽广、长远的眼光去重新审视这场战役。
边境战役，使法军在北越战场上的机动部队丧失过半，这是自印支战争开始后法军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此后法军惊恐不安，总司令加尔庞吉埃下台，太原、谅山等处敌人纷纷逃离，紧靠云南边境的老街、黄树腓等重要城镇也获得解放，整个越北解放区连成一片，越南与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完全打开。至此，中国援越物资可源源不断地南下。更重要的是，越军积累了打运动战、攻坚战的经验，培养了连续打大仗、打硬仗的战斗作风，提高了越军领导机关协同作战的指挥能力，为今后夺取更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边境战役真正揭开了越南胜利决战的光辉序幕。
胡志明故乡南坛田野
再说奠边府战役。
决定战役胜利的前提是对战场形势的判断和基于此的作战决心的正确与否。胡志明对战争指导的把握正确上就体现在他对正确判断和正确决心的决断，以及对正确作战建议的采纳上。能否取得战场的主动权，并取得最后胜利，要看能否对战役实施不间断的正确指挥和对作战意志的激发。以韦国清为总顾问的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协助定下决心和实现不间断协助指挥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是正确地选择战场，定下战略方向。遭受重创的法国当局临阵易帅，改派法军著名的纳瓦尔将军出任印支远征军司令。纳瓦尔将重兵空运至北部红河平原，以加强机动兵力的优势，企图将越军主力引出来决战。原来在越战斗近四年的韦国清应胡志明之邀重返战场。1953年8月22日，越南政治局开会讨论作战问题，武元甲强调偏重于北部平原战场的正面作战，未提夺取莱州，未主张进一步开辟上寮战场。10月27日，韦国清将毛泽东、彭德怀的意见和中方情报部门获得的法军纳瓦尔军事计划的绝密文本交给胡志明。胡表示，这份文件对他触动很大，中共中央的意见是正确的，如照此行动可粉碎纳瓦尔计划。胡和武元甲改变了态度，同意上寮决战的计划。
二是即时定下决战奠边府的作战决心。1953年11月20日，法军调集空降部队突然占领奠边府这一地区，并立即抢修机场，构筑据点、炮兵阵地及环形地下掩蔽系统，同时增兵上寮，派6个机动营占领孟溪、孟夸（均靠近老挝上寮地区属地）等地，建立起连接上寮和奠边府的南乌江防线，欲固守奠边府，把越军主力从山林中引诱出来，并歼灭之。韦国清敏锐地发觉极为难得的战机出现了，提议先将占据孟溪、孟夸等地的6个营包围起来，将法军空中优势打破，截断其后勤支援，立即发动奠边府战役。当时越军仅有过一次歼敌一个团的战斗经验，有些高中级军官对攻打奠边府决心不大，信心不足。胡志明向越军总司令作出了实施奠边府战役的指示，并把“决战决胜”的旗帜授予军队，鼓励各单位开展杀敌立功竞赛。中共中央复电答应解决人民军作战所需的物资供应问题。越共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黄文欢指出：“1954年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固然是越南军民的勇敢战斗和流血牺牲取得的，但也是同中国在物资上的大力支援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直接协助分不开的。应当指出，如果没有从中国运来的火炮，就不能摧毁法军的集团据点；如果没有韦国清同志在前线直接参与指挥，这个战役难以取得完全胜利。”
三是建议确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法军在奠边府的总兵力为16200余人，有17个步兵和伞兵营及大量的炮、坦、工等兵种配备，设置了49个据点，分成8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有多层火力配系，挖有纵横的交通壕及暗壕。据点周围的铁丝网厚50至200米，并埋设了密密麻麻的地雷，贴地面安装了电网。法军在奠边府地区修建了两个机场，可得到印度支那地区80%的空军兵力的支援。战斗发起后，美军的两个航母编队挺进北部湾支援法军战斗。韦国清潜入到最前线，视察奠边府战场双方态势，考虑到越军采用速战速决打法无必胜把握，及时提出“稳打稳扎”新建议，由外围而纵深，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歼敌，待条件成熟再发动总攻，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越军领导机关接受了建议，决心“变速打速决方针为稳打稳扎方针”。
四是在实施攻坚作战中，应用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中的经验，建议越方采取近迫作业和壕堑近敌的方法，组织部队大挖交通壕，利用壕堑，分割、包围、迫近敌军据点，然后突然攻击，以减少伤亡，增强必胜把握。越军制定了工程作业的方案。在各师顾问組的帮助下，越军不顾伤亡和疲劳，击退多次反扑，修筑了上百公里的堑壕和上万个掩体，并开展“冷枪歼敌”运动，缩小敌人占领的地盘，消磨敌人衰弱的神经。
五是针对战役向纵深发展，战斗愈加艰巨激烈，胡志明信服韦国清的指挥才能和对战局的分析，及时发出要不惜任何牺牲，务必全歼敌人的指示。经过55天的激战，越军于5月7日攻占奠边府，全歼16000余人。
另外，奠边府战役取胜后，关于如何召开解决印度支那三国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以及达成主要协议等重大问题上，胡志明的作用绝非他人所能代替。如越南北方派代表参加会议、确定南北军事分界线为北纬十七度线、两年后南北越南举行全国大选、越南是寮国和高棉抗战力量的代言人等具体问题，都是胡志明亲自提议，或参加研究同意后拍板而定下越南立场的。在是否划定南北临时军事分界线、划在哪里这个问题，是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与黄文欢一起到柳州同正在养病的胡志明共同商定而定下越方态度的。胡志明同意南北划线的方案，并估计对方最多只会让到十七度线。最后范文同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直接谈判，接受了以北纬十七度为临时军事分界线，争得了在协议中明白规定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条款。
还有关于中国援助越南在工业、交通、农业、文化教育等方面项目确定及实施，关于越南南方进步力量受到吴廷艳政权迫害开展武装斗争，请求中国支持并给予援助问题，关于中国30万防空、工程、铁路、后勤部队到越南帮助抗战和工作问题，关于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给予大量的、源源不断支援问题，都有大量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对胡志明的明确态度、具体指示和巨大贡献作了大量记载和细节描述，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微风轻拂，青山默默。我还沉浸在对金莲乡的追思中。普通草庐孕育如此贤良、伟大的人物——胡志明，他那“同文同种，和睦友邻”的呼唤，他那一生不平凡的业绩，在我们的心中早已树立一块高大的丰碑。虽然在他的故乡暂时还没有感受到这个国家对我们的异样感情和对共同走过的路途追思，但我觉得两国关系早晚都会翻开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