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该篇文章结尾

古代中原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所以关于土地的分配制度一直是历代王朝的重中之重，依据社会的具体发展需要，各个朝代的土地制度基本都有所不同。

而在我国的春秋时期，实行的则是井田制，那么为何这一制度又被称作奴隶制的美好幻想呢？

01

什么是井田制

井田制亦称阡陌之法，远古华夏土地分配之制，田地交错成网、规整有序，因而得名“井田”。

其本质为氏族土地共有制，溯源于原始公社时期土地共有之传统。

借由《谷梁传》与《孟子》所书，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概，土地划为公私二田，前者所占大约九之一。

民于公田耕作，乃得以私田自给。公田所出，是为贵族之禄；私田所获，分予村民。

于典籍中，此种贡献称为“助”或“借”，即“借力于民以耕田”，其实质属劳役税之范畴。

在古代封建社会土地是政权和贵族的根本，它以村社为基本单位，表面上归国家和君王所有，验证了“四海之内，皆属君土”的原则。

周王将土地通过分封制授给诸侯，而诸侯又把土地逐级下授给低级的封建贵族，这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贵族体系。

每一位贵族都以其一定数量的村社作为其俸禄的来源地，成为附着于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者”。

这种遗风一直延续到了秦汉时期，各类食封如“千户侯”“万户侯”等尚有迹可循。

在井田制的框架下，民众被大致分为"野人"和"国人"两个群体。"野人"指的是在村社耕作的平民，他们专注于生产；而"国人"则是指居住在城市和食邑的贵族，他们拥有参与政治、服兵役、接受教育等权利和责任。

这种划分明显的阶级制度，被称为"国野制"，其中这些居住在都城之外的"野人"的职责仅限于为土地付出劳动，谈不上什么公民权利。这样的制度，将社会分成了有序的两部分，各有不同的角色和期望。

02

为什么会说是美好幻想

有说法称井田制由大禹创立，但在《孟子》一书之前，并无关于此种制度的明确记载。

考古学界对夏朝的存在仍然没有太多的证据，因此关于井田制的争议从未平息。

所以胡适在《井田辩》中表示，这种制度好像是经过了后人的艺术加工的乌托邦。

郭沫若也是如此，不过在他看来这个制度或许也是存在的，周代规定百步为一亩，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耕种百亩，构成一个‘田’，这是井田制的基本单位”。

换句话说，就是以100步见方为一亩，100亩组成一田，由一位农夫负责耕种。

不然甲骨文的“田”之一字从何而来？

在那流转的土地制度里，土地从帝王之手递到诸侯，再至士大夫，逐级下授，至末端方为平民所触。

彼时君王、诸侯及各等级的族长，虽皆凭土地为荣，但土地似国之共有。

这些上至诸侯下至族长们，除非犯下重罪或在战场上沦为他国的俘虏，沦为奴隶，否则那片土地就如同他们私有的田产一般。

土地既定，必求人以耕。

那些在田间耕作的农夫，被广泛地称呼为“庶人”或“庶民”。“庶人力于农穑”，这句古言正是对他们生活的概括。

在矢簋的铭文中，周康王封赐宜侯时，除了赐予庶民，还提及了封赐七个伯爵，以及一些蓄民。

唐朝人有时候称他们为“鬲”或“人”，其中“鬲”与“黎”音相近，“人系”即指代“黎民”。

在这封建体系中，无论是庶人还是黎民，都以“夫”为单位，成为周王赏赐封臣、施恩下属时大批赠予的物品。

其中的耕作之人，不仅有普通的庶民，还有大量的战俘以及犯案者，这些人也被称作隶农。

“南亩”之上，众多的农夫遵循着成王的号召，进行着集体的耕种。

农具在劳动的号角声中挥动，众多的“农夫”在“田睃”的监督下耕作，贵族也亲临现场指导。

当时的这种籍田制度，尽管受到奴隶制社会的影响，仍可从古代传统中窥见其影子。

井田制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公社所有制，进而激发生产效率。只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它成为了一种剥削工具。

而在这个制度之下，私田与公田的并存引发了新的问题。当八家农户专注于自己的私田，而将公田产出视为微不足道的税负时，劳动的积极性在公田上怎能得以体现？

私田的产出直接关系到民众的生活，但公田的产出却是对国家的贡献。许多人或许心存侥幸，草率应对公田的耕作。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井田制无法适应社会和百姓的长期发展需求，因此我们从上述情况可以明白，为何现代人会把井田制看作是一种空想或者说幻想。

03

井田制的瓦解

当民众不愿积极耕种公田，王室的财政收益自然而然地减少。为了弥补这一收入的匮乏，鲁国提出了初税亩制度。

据《公羊传》解释：“初税亩，初为始，税亩则是按照田地亩数征税”，这种方法意味着鲁国成为首个以田亩面积为标准来收取赋税的国家。

换言之，政府开始忽视土地的公私之分，转而依据民众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来征收税赋。初税亩的推行，无疑为井田制敲响了暮钟，标志着一种新的田赋制度的诞生。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往往伴随着权力格局的重塑，当诸侯王室拓展疆土的能力增强，他们支持的军事力量也随之壮大，对中央的周天子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在和平年代，周王的权威尚能得到表面的尊重，可一旦他在对抗外敌的战争中失利，其威望便迅速下滑，春秋时期的“箭中王肩”和“周郑交质”等事件便是对此的生动诠释。

鲁国的初税亩政策与商鞅的变法，无疑是划入历史里程碑的事件，二者分别以法律之名肯定了土地私有制的存在，和宣判了土地公有制的终结，这两大改革不可或缺地推进了社会制度从奴隶制跨入封建制的历程。

在这一变迁后，土地私有制被正式承认并巩固，土地——这一构成社会基础生产力的重要元素，大多落入封建地主手中，而农民只拥有极少的一部分。

这样的土地所有制模式，在接下来的两千年里成为了社会经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