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敬意还请笑纳什么意思（中国人最易误解的文史常识）
“此致”乃到此结束
几乎所有识字的中国人都写过信，几乎所有写过信的人都会用“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敬礼”的意思比较明白，“此致”到底什么意思，“此致”和后面的“敬礼”到底是什么关系，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其实，这是从古文传承下来的一种用法。这里的“此”，其作用在于概指前文，而“致”字在这里的意思是“尽”、“结束”，“此”、“致”连用，表达的意思是“我要说的事情到这里已经说完了”。
理解了“此致”的意思，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下发通知的公文末尾要用“此通知”，发布命令的公文时末尾要用“此令”……所有这些，其实都是煞尾语。
所以，从惯例上讲，信件的结尾，“此致”和“敬礼”都必须单独成行。
“笑纳”并非笑着纳
“笑纳”一词，“纳”是“接受”、“收下”之意，“笑”则是“嘲笑”、“哂笑”之意。“笑纳”的意思是说，自己送给对方的东西不好，不成敬意，让对方笑话了。所以应是“自己送礼物请对方笑纳”。而有人把“笑”错误地理解为“高兴”，是因为高兴而笑，所以会说对方送的礼物自己笑纳了。
“做好东道主，笑纳远方客。”客人可以“笑纳”吗？要对方把“远方客”作为礼物收入。这不成了笑料了吗？把人作为礼品请对方“笑纳”，这多少有点不人道了吧！把“笑纳”改为“笑迎”，才是正确的。
“蓬荜生辉”是谦辞
“蓬荜生辉”又可说成“蓬荜增辉”、“蓬荜生光”、“蓬闾生辉”，其中，“蓬”是“蓬草”；“荜”通“筚”，即用荆条、竹子等编制成的篱笆等物。“蓬荜”连用，是“蓬门荜户”的略语，比喻穷人住的房子。如杜甫在《客至》中写道：“花径未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虽然只是诗歌中的比喻，但也说明他当时的生活很贫苦。
“蓬荜生辉”是个谦辞，表示的是“简陋的房屋也发出了光辉。是谦词，多用于对他人来访或题赠诗人字画等表示感谢”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只能出于自己之口，不能出自他人之口，否则就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意思。
“首当其冲”非首先
“首当其冲”原为“当其冲”，出自《汉书·五行志下》：“郑以小国摄乎晋、楚之间，重以强吴，郑当其冲，不能修德，将斗三国，以自危亡。”意思是说郑国是个小国，身处晋、楚、吴三个大国之间，处境十分困难，一旦国与国之间有冲突，首先要遭殃的就是郑国。
需注意的是“冲”字。在现有所有的词典中，编者都将这个“冲”解释为“要冲”。可是，有一种说法却认为，“冲”字不能作“要冲”讲，应当理解作“战车，攻敌、攻城的战车”。因为“冲”字在古代还有一个义项：战车。“冲”的作用是用来冲击敌阵或撞击敌人的城墙，类似于今天的坦克，在正面向敌阵推进，步兵可以躲在其后面，用它作为掩护，杀向敌人。而于对方来说，首先面对它的人，当然要面临巨大的危险。这种说法，也有一点意思。
“乌纱”为何那样“乌”
乌纱帽最早出现在东晋。咸和九年(公元334年)，东晋成帝一时兴起，让在宫廷中做事的官员统一戴一种用黑纱做成的帽子，是为最早的乌纱帽。到了南朝刘宋时，有个叫刘休仁的名士别出心裁，制造了一顶用黑纱抽扎边沿的帽子，也叫乌纱帽。因为样式独特，这种帽子很受民间追捧，很快风行一时，不分贵贱、不分官民皆得而戴之。
隋朝时，乌纱帽成了等级的标志，乌纱帽上的玉饰数量有严格的级别限制，一品官纱帽上的玉饰可以有九块，而六品之下的纱帽则不允许有任何玉饰。到了唐朝，乌纱帽更是摇身一变，身价倍增；据《唐书·舆服制》：“乌纱帽者，视朝及燕见宾客之服也。”《唐书》说得很清楚，乌纱帽是重要场合———官员们上朝和宴请宾客时所必须戴的，是正规场合礼仪所必需。在这一刻，乌纱帽完成了从灰姑娘到白天鹅的转变。
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为防止大臣在朝廷之上交头接耳，就下了一道变态的诏书。命令所有的官员都要在乌纱帽两边各加一只尺余长的翅子，并装饰以不同的花纹以示官阶。这样，在朝堂之上，如果有人交头接耳，两只帽翅自然摆来摆去，有时甚至可能会把对方的纱帽碰掉，出于礼仪的考虑，朝廷之上，交头接耳的自然也就少了起来。
乌纱帽最后一统天下是明朝的事情。1370年，明政府规定：凡文武官员入朝，必须要戴乌纱帽，穿团领衫。并且规定，官阶越高，纱帽的双翅就越窄，反之就越宽。从此之后，乌纱帽成为了官员的专利品，普通百姓不许染指。从明朝开始，乌纱帽正式成为做官的代称。
“劳燕”最惯是“分飞”
“劳燕”代指伯劳和燕子两种鸟类，“劳”是伯劳的简称，和“辛劳”无关。“劳”和“燕”分别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因此，它们的姿势是“分飞”而不是“纷飞”。
伯劳俗称胡不拉，是食虫鸟类，大多栖息在丘陵开阔的林地，为我国较为常见的鸟类。因为较常见，所以也就被写进了诗里。和伯劳一起走进诗里的还有燕子。譬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燕各西东。”
当伯劳遇见了燕子，二者就相互完成了身份的指认，共同构成了全新的意思，在传统诗歌的天空下，伯劳匆匆东去，燕子急急西飞，瞬息的相遇无法改变飞行的姿态，因此，相遇总是太晚，离别总是太疾。东飞的伯劳和西飞的燕子，合在一起构成了感伤的分离，成为了不再聚首的象征。
因此，“分飞”是“劳燕”最常见的姿态，天空没有留下劳燕的影子，但“劳”和“燕”曾经飞过，曾经朝着不同的方向飞过。
梧桐何以引凤凰
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为凤，雌为凰，是人们普遍崇拜的象征祥瑞的神鸟。“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凤凰的华贵和祥瑞之气使得龙的传人们争相附凤，还成为俊杰之士的代名词。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梧桐乃古之嘉木，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梧实不食。由此可见梧桐是多么的高贵了。由于凤凰只在梧桐树上栖息，所以人才也往往归于适合自己发展的空间。
“乱七八糟”两战乱
“乱七八糟”这个成语同历史上两个重大的事件有关。
“乱七”，指的是发生在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西汉初，刘邦为了巩固皇权，在铲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但是，随着诸侯王的势力不断扩大，到汉景帝时诸王势力严重地威胁着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其中齐、楚、吴三封国几乎占天下之半。汉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下令在众同姓王中推行“削藩”的政策，激起诸王强烈反对。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武装叛乱，史称“七国之乱”。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兵征讨，取得了胜利。
“八糟”，同晋朝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有关。西晋初年，司马炎建立晋朝后，把皇室子弟分别封为诸侯王。司马炎死后，即位的惠帝司马衷为人庸愚弱智，朝权落入他外祖父杨骏的手里。这引起司马炎的妻子贾后的不满，她便暗中用计，杀掉了杨骏及其同党，又设计杀死了司马玮。后来，为独霸朝野，贾后又将皇太子废为庶人后毒死。赵王伦趁机发动兵变，进攻洛阳。因为先后参与这场乱事的共有八个同姓王，所以这次战乱史称“八王之乱”。
“蛛丝马迹”非“蚂迹”
如果生活在农村，在一些老式厨房中可以经常看到蜘蛛。这些蜘蛛在厨房顶上结了很多蜘蛛网，这自然就是蛛丝了。在这老式厨房中还有一种小虫子，叫做“灶马”。灶马爬过的地方留下很多不很明显的痕迹，这就是“马迹”。灶马爬过的痕迹与蜘蛛网经常在一起出现，两者又都是不很明显的，所以说“蛛丝马迹”的“马”应该是灶马的“马”，而不是作为家畜的“马”。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虫篇：“灶马，状如促织，稍大，脚长，好穴于灶侧。俗言，灶有马，足食之兆。”所以，灶马又可简称为“马”。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虫三：“灶马，处处有之，穴灶而居。”那么，既然是厨房里的虫子，为什么不清除掉呢？原来人们相信灶台上有灶马，是丰衣足食的吉兆，甚至把它叫做“灶爷马”，把它当作农历腊月二十三祭灶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灶王爷的坐骑。如此说来，这倒是很有趣了。
“弄璋”“弄瓦”莫混淆
生男孩子一般被称为“弄璋之喜”，生女孩子就是“弄瓦之喜”。
“弄璋”与“弄瓦”典出《诗经·小雅·斯干》。生下来个男孩，让他睡在床上，给他穿好看的衣裳，让他拿着玉璋玩；生下女孩，就让她睡在地上，穿上小裼衣，让她玩纺具(瓦)。让女孩生下来就弄纺具，是希望她日后能纺纱织布，操持家务。
璋是上等的玉石；瓦则是纺车上的零部件。璋为玉质，瓦为陶制，两者质地截然不同。璋为礼器，瓦为工具，使用者的身份也完全不一样。男孩“弄璋”、女孩“弄瓦”，凸显了古代社会的男尊女卑。由此可见，即使早在《诗经》时代，重男轻女也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佛教以佛、法、僧为“三宝”。佛指大知大觉之人；法即是佛所说的教义；僧指继承和宣扬教义之人。“三宝”所在之殿当然就是三宝殿了，即佛教信徒登场做法事的地点“大雄宝殿”；佛家珍藏经书、经典之所“藏经楼”；还有僧人休息的“禅房”。这三处地方，是清静高洁的佛教重地，进出的都是佛门弟子，俗人不可随意乱闯。
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善男信女们才应去三宝殿呢？按照规矩，初一、十五拜佛诵经当然要去；新年、节日祈福祭天必定要去；战争、灾荒、婚丧、生日、病痛……要求神拜佛肯定要去；法事、仪式、招魂必要拜佛上香、请僧人出庙，也必然要去；躯体康复、考试中举、生儿育女因许愿还愿也要去宝殿……可见，无事的话，谁会去“三宝殿”骚扰呢？
当然，现实生活中，有事相求当然要登“三宝殿”的。遇到棘手的问题不好办，找人托关系，请客送礼时笑着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实在是有点对不住佛门了。
岂可随便就出家
在古代要皈依佛门，必须经过合法的途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持有度牒。度牒就是国家认可的出家资格证书，是政府机构发给公度僧尼以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凭证。
僧尼有了度牒，便取得了合法的身份，有度牒的就算是正规僧人，留居本寺或行游他方都不会被为难，可免赋税和劳役、兵役等义务，得到政府的保护。
为增加财政收入，官府经常出售空名度牒。《水浒》上说鲁智深溜下桃花山，“胸前度牒袋内藏了真长老的书信”，可见度牒是小心收藏的。“棒锤似粗莽手脚”的孙二娘也有温柔的一面：她取出度牒，缝个锦袋盛了，教武松挂在贴肉胸前———可见这本护身符在她心目中的分量。
因此，在古代出家绝非一件容易事，不是自己宣布出家就出家了，只有手持度牒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和尚，否则就是“非法”出家。
太监不等于宦官
在清朝之前，“宦官”和“太监”是两个差别比较大的概念。
“宦官”一词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而“太监”一词，直到辽代才出现。战国时期的“宦官”可以不是阉人，而后来的太监则必须是阉人。宦官“悉用阉人”是东汉以后的事情。而太监和宦官发生联系只是明朝的事情。以“太监”作为宫中阉人的通称，是明清时代的事情。
太监本是古代职官的名称，晚至唐宋时期，朝廷中仍有太监官职的设置，所任者并非都是阉人。明代在宫廷中设置了由宦官所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掌印太监，是宫廷中的上层宦官。此后，太监逐渐成为宫中阉人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因此，在大明王朝，太监是高级宦官，他们直接管理一般宦官。所以，在明朝，太监和宦官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太监必须是宦官，而宦官却不都是太监。发展到了清朝，太监和宦官才成为同义语，才成为可以互用的两个词。
“道人”未必是“道士”
佛教是在东汉初年才正式传入中国，当时尽管道教以原始的形态在民间广为流行，但并不像佛教那样有比较系统的理论与严密的组织。但是，道教源于古老的巫术与神仙方术，加上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传播植根于民众，传播范围也比较广泛。
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佛教只有借“道”而行，采用了很多道教的名词与说法。比如，佛教又称为“浮屠教”，僧人也因之而叫做道人了。唐宋以降，随着佛教地位的上升，佛教有了足够的资本来同道教抗衡，于是便逐渐放弃了以前借助道教传播的招牌，取消了“道人”的称谓，才转用从古印度梵语中音译的“和尚”、“僧”等称谓词语。
不孝本有三，无后为最大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著名的儒家格言。《十三经注疏》注释道：“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
就是：依据礼教，有三件事情可以称作“不孝”：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拿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儒家认为，在所有的“不孝”行为之中，无后乃是最大的不孝。
孔子最重视的是伦理道德，他曾明确地要求做子女的对待父母应该做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句话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父母在世时，子女应该能“养”；父母临终时，子女应该能“送”；父母安葬后，子孙应该做到香火不绝，祭奠如仪。
五福临门哪五福
五福的说法，出于《尚书·洪范》。第一福是“长寿”，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亦即寿、富、康宁、好德、考终命。
长寿是命不夭折而且福寿绵长；富贵是钱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灵安宁；好德是生性仁善而且宽厚宁静；善终是生命即将结束时，没有遭到横祸，身体没有病痛，心里没有挂碍和烦恼，安详而且自在地离开人间。
只有五福全部拥有才是完美的，其余的各种情况都是美中不足，是有缺陷的福。在传统文化里，最重要的是第四福——好德。有着生性仁善、宽厚宁静的德，这是最好的福相。古代中国人认为德是福的原因和根本，福是德的结果和表现，随时布施行善，广积阴德，才可以培植其他四福使之不断增长。
“三长两短”捆棺材
据《礼记·檀弓上》记载，古时棺木不用钉子，人们是用皮条把棺材底与盖捆合在一起的。横的方向捆三道，纵的方向捆两道。横的方向木板长，纵的方向木板短，“三长两短”即源于此。到后来，人们用钉子钉棺盖，既方便又快捷，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皮条也随之消失。但是，这个词语却一直流传下来，在生活中经常使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火葬的推行，棺材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如果连棺材都绝迹的话，那么把“三长两短”指作棺材的说法也会像三长两短的捆棺材的皮条一样消失。那个时候，恐怕知道“三长两短”来历的人会更少了。
“未亡人”限制性别
“未亡人”，旧时寡妇的自称。如果是一个男人死了妻子，不论这个男人多么悲痛欲绝，他都是没有资格成为未亡人的。“未亡人”只能是寡妇，不能是鳏夫，这就是未亡人的资格。
“附庸”也可有“风雅”
“庸”的本义就是方圆不足五十里的小国、“小城”，因为太小，这样的小城没有资格直属于天子，而只能附属于别的诸侯国。因此，“附庸”准确的意思就是，“附”属于其他诸侯国的“庸”。
根据古代礼制，天子的领地要超过千里，公、侯的领地方百里，伯的领地方七十里，子、男的领地方五十里。方五十里的领地就显得实在有些不入流了，这样的小地方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地位，因此也就没有资格参加天子的朝会，附属于别的诸侯国就是它的宿命。
“附庸风雅”本来是个十分中性的词，无非是“附庸”之地的“风”和“雅”而已。当“以大为美”的审美观发展到极端，对“大”盲目崇拜后，“美”和“文化”就这样被整齐划一了。其中折射出的心理十分复杂，耐人寻味。
“鸡丁”前面冠“宫保”
“宫保鸡丁”的发明者丁宝桢，是清朝一位很有名的官员，他是咸丰三年进士，光绪二年任四川总督。据传，丁宝桢对烹饪颇有研究，喜欢吃鸡和花生米，尤其喜欢吃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时，自己创制了一种以鸡丁、红辣椒、花生米为主要原料的美味佳肴。这道美味本来只是丁家的“私房菜”，但后来越传越广，尽人皆知。
很多人知道是丁宝桢发明了这道菜，但是知道为什么被冠以“宫保”的人就不多了。
明清两代各级官员都有“虚衔”。咸丰皇帝以后，这些个虚衔多用太保、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少保来命名，所以又有了一个别称———宫保。丁宝桢资历深、官位高，治蜀十年，为官刚正不阿，多有建树，于光绪十一年死在任上。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朝廷加封他为“太子太保”。因为丁宝桢的“太子太保”是“宫保”之一，他发明的菜也由此得名“宫保鸡丁”。
随着时代的变迁，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何为“宫保”，就把“宫保鸡丁”写成了“宫爆鸡丁”或“宫煲鸡丁”。
灵柩不是棺材
“棺材”和“灵柩”两词最根本的区别是，前者只是“为装殓死人用的东西，一般用木材制成”；而后者是“死者已经入殓的棺材”。简单来说，“棺木”里面没有装人尸体，而“灵柩”有了死者尸体。可见“棺材”和“灵柩”两词并不是一个意思，千万不可乱用。如果有人作古，亲人可以为他去买副“棺材”；如果是说去买一副“灵柩”，等于说买来一个有尸体的棺木，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荒唐的事情，估计无人会做这种蠢事。
东西缘何称“东西”
宋朝的理学家朱熹好学多问，在未出仕前，家乡有叫盛温和的好友，此人亦是博学多才的人。有次两人在巷子里遇到，朱熹问道：“你提着篮子去干什么啊？”盛温和幽默地回答：“去街门买东西。”当时还没有“东西”这一说法。朱熹不解地问：“买‘东西’？这是什么意思？为何不买‘南北’？”盛温和并没有直接解答，笑着回敬说：“真不明白？你这位大学问家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把五行和五方对照一下就会明白了。”
朱熹想，“东”即“木”，代表一切植物，如花草、树木等；“西”为“金”，代表一切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等；“南”属“火”，“北”乃“水”，“中”属“土”，代表一切一切有用的物质。朱熹很快就明白了，原来盛温和是用了诙谐的语言说，上街去买金木之类可装入篮子的物品，若说“南北”就不对了，篮子里怎么可以装水和火呢？
（另，亦有唐长安“东市”“西市”来源说。）
虚岁到底如何“虚”
其实，很多时候，所谓“虚岁”这个概念一般只用于男人，此即“男进女满”，意思是男人按虚岁计算年龄，女人按实岁计算年龄。况且在实际的计算中，虚岁也不仅仅就是周岁加一岁那么简单。虚岁的具体计算方法是这样：一个人一出生就算一岁；如果恰好这人出生在农历年年末，那么不但一出生就算一岁，并且一到大年初一又要加一岁，如此算来，这个孩子到了满实岁一岁时，按虚岁就已经是三岁了。
因此，在计算虚岁时，春节是个特别重要的时间点，每过一个春节，虚岁就应该加上一岁。如果一个人的生日是阴历的腊月中下旬，那这个人还没有满月他的虚岁就到两岁了。那种单纯认为虚岁就是周岁加一岁显然是不完全正确的。
“红得发紫”受艳羡
作为服色，“紫”的地位本不如“红”。“红”在汉代称为“朱”，被视为正色，而“紫”是间色，又称杂色。在上古时代，间色是被人看轻的，而紫色尤其被视为一种惑人的邪恶色彩。在正统思想观念影响下，紫色的地位不如红色。
当然，紫色虽遭到贬斥，却颇符合古人审美习惯。也就是说，紫色还是有自身的美，且受到人们喜爱。这就奠定了其地位变化的基础。
那么，紫色的地位是如何上升的呢？这应当是与上流社会的风尚有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说的是齐桓公喜欢穿紫色衣服，于是国人都喜欢上了紫色。那个时候，紫色衣服的价钱是素色衣服的五倍。齐桓公有点担心，就对管仲说：“我喜欢穿紫衣服，紫色衣服很贵，现在全国上下都喜欢穿紫色衣服，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大王想制止这种现象，何不试着不穿紫衣？”齐桓公依言而行，三天后国内再无人穿紫衣服。
在这种情况下，紫色得以与朱(红)色同为尊贵之色，甚至紫色的地位超过了红色。唐宋两代规定，三品以上高官服紫，唐代三品以下五品以上服朱，宋代五品、六品服朱色。这样，这两种颜色就变得越来越尊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