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国户籍制度的演进）

户籍制度在多数国家都被视为一种管理社会的制度工具，具有人口登记、行政管理和福利分配等功能。在我‬国，户籍制度历经发展，仍然具有粘附性，与各种非户籍功能紧密相连。户籍不仅是记录人口信息、出生和死亡情况的工具，还限制了人口迁移，提供人口数据，维护了社会管理秩序。然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导致了不平等和身份歧视，特别是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等方面。尽管已取消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区分，但户籍制度仍然在福利分配中发挥作用，导致城乡二元差距和不平等现象。

早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可见"登人"、"登众"的记载。周朝时，户籍制度作为统计人口的工具，成为封建制度的根本，周宣王曾在南征时进行人口清册，实行兵役强制。秦朝进一步完善了户口登记制度，引入"户籍相伍"制度，将五户合并为一单位，以便军事管理，赋予国家财政和动员能力。汉代继承并扩展了秦朝的户籍制度，将全体人民纳入户籍，实行"编户齐民"，不分地位性别年龄，都需登记，由各县每年进行案比，朝廷集中管理。宋代因商业和流动性较高，户籍制度趋于灵活，人们可根据居住地迁移，而元代后又趋于严格，明代中期后出现缓解。这些变迁反映了封建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演变。

在‬近现代‬，户籍制度在社会学和人口学理论框架下呈现出多重功能。它限制了人口的迁移，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流动。虽然一些地区已经放宽了户籍限制以支持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但在大城市，仍存在较高的落户门槛，导致外来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它提供了重要的人口数据，通过日常登记和人口普查，政府能够收集和管理大量的人口信息，这有助于决策制定、资源分配和公共服务的优化。它有助于维护社会治安，通过居民身份证和居住证的管理，政府可以预防和打击非法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建国后，户籍制度最初建立在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旨在支持工业化发展和农业补贴。然而，这一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农村和非农村两类，导致了城乡二元户籍的产生。尽管近年来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减轻户籍与福利的关联，例如放宽了城市落户限制和提供统一的就业标准，但城乡户籍的差距仍然存在。这导致了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不平等和身份歧视，外来人口虽然有机会在城市生活，但仍然受到某种程度的非市民化待遇。因此，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公共权益与户籍制度分开，以避免其内隐性滋生，从而真正解放户籍制度的功能。

我国的户籍制度经历了由自由迁徙到严格管制，再到半开放式和城乡一体化户籍建构的深刻变革。在自由迁徙阶段（1949年-1957年），虽然法律明确保护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但与此同时，各种涉及户籍的法律文件的制定常常相互矛盾，导致混乱的局面。这为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的出台和正式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前半段，公民只需前往当地公安机关登记即可自由迁徙，但后来国家开始加强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控制。这一时期的政策措施反映了政府在人口迁徙方面的不断调整和干预，旨在维护社会稳定并协调城乡发展。

严格控制阶段（1958年-1977年），户籍制度经历了显著的法律和政策调整，旨在明确城乡居民身份、限制农村人口流动、优化城市人口规模，以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需求。然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策加强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尤其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最终，1975年国家取消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进一步强化了户籍制度的限制性质。这一时期的政策和法律措施在社会上引发了深远的影响，对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和不公平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后来的户籍改革提供了反思和改进的契机。

在半开放式阶段（1978年-2001年初），随着农村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变革。政府开始解除了部分城乡居民流动的限制，允许农村家属迁往城镇，并提供口粮供应。1984年引入了身份证制度，取代了繁琐的户口本。1985年的通告鼓励农民进入城镇经商，实行宽松的落户政策，并颁发了《自理粮户口簿》。1992年，城乡户口界限进一步取消，为城乡居民提供了更平等的待遇。1997年至2001年，政府发布了改革意见，允许农村公民及其亲属根据不同情况落户乡镇。这一时期的改革奠定了现代化的户籍制度基础，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城市化机会，逐渐缩小了城乡户籍差距。

在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户籍建构阶段（2001年至今），政府通过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放宽了城市落户限制，取消了县级市和小城镇的户口控制，并建立了新型户籍管理制度。这一改革模式从区域创新扩展到全面推进，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2010年起，通过完善暂住证和推行居住证制度，政府吸引人才流入城市，加速了城乡转型。2019年更是标志性地全面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降低了特大城市的积分落户规定，进一步深化了户籍制度改革。这一阶段的改革标志着我国的户籍制度朝着更加开放和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并逐渐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目标。

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重新定义户籍的功能，将其作为人口管理的工具，而非社会福利分配的依据。这需要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明确禁止基于户籍的身份歧视，确保所有人不论户籍性质都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同时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